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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在《这次是否不一样》里提出，2018年主要是投资者体系中的N-4/N-5层出现了怀疑和失望，对大船怎么开产生深深忧虑，进而出现了共振坍塌。
N-4层是一个尺度较长的维度，这种维度很难天天涨跌停板。所以2018年的情绪要打到这个份上是比较难的，但也算不上是活久见。
在过去十年里，这至少是第三次：第一次是多灾多难跌宕起伏的2008年，那一年标志性事件太多，所以大家都还记得；最新这一次是眼前的2018年，今天也不提。
比较容易被人忘记的是中间这次2012年：这一年没有奥运、地震、贸易大战、金融海啸这种标志性事件，所以大多数人在猛然回想的时候，一时抓不住什么标签来进行回忆锚定。
还好有微博。
2012年还没有微信和朋友圈一统天下，小年轻们的社交工具是QQ+MSN+人人网+飞信+微博五朵金花齐放。
2012年的互联网还没有无所不在的红色感叹号，微博还是一个全民看时政新闻和评论的平台，而不是今天这样的垃圾小广告平台。
我前阵子把以前的微博全都翻了一遍，颇有感慨。于是想到做这么一个穿越小专题，将一些我觉得值得玩味的事件串成一个时光机。这些曾经的话题有些被遗忘了，有些还在轮回重演。
各位不妨用代入的视角去看这些事件，如同自己真的身处2012年一般去感受当时的情绪，再来比较一下这些情绪与现今的2018年有何异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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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的1月，才女蒋方舟写了一篇《纪事中国2011》，回顾2011年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兴许是时间太久了，亦或是由于2011年只是上一个周期的事情，我们还能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。
去翻看蒋小姐2012年前后的微博，你会发现不管是她自己写的还是转发的，大多充斥着质问、讥讽、呐喊、甚至愤怒的情绪，活脱脱一个小愤青。
你再去看她如今的微博，大多数是旅游自拍、读书看画、岁月静好，云淡风轻，再难从中找到当年的样子。
80后们大多是这样，他们在岁月中学会了接受现实，并与它和解。虽然还没到不惑之年，却对很多事情已经提前不惑。
==3==
2012年的经济并不好：开年第一个季度，GDP就从2011年的9.5%的水平跳水到了8.1%；财政收入增速更是从2011年25%的水平直接腰斩；PPI则从3月份开始进入一段长达53个月的同比负增长阶段，一直到2016年8月份才出现同比转正。
在经济增速进入下行周期已成事实时，一些长期问题又会被翻出来，这就好比事件驱动反着打的逻辑：有着增长放缓的可能+有着增长放缓的事实，短周期的事实催化了人们对长周期可能的想象。
2012年，人们在担忧投资过多需求不足，担忧巨额地方融资平台，担忧房地产拐点已经确立，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将开始走向长期向下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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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5月，浙江吴英案终审宣判，由死刑改为死缓。
2009年4月16日，吴英案一审开庭。检方指控，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，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个人或企业名义，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，以注册公司、投资、借款、资金周转等为名，从林卫平、杨卫陵、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，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、支付高息、购买房产、汽车及个人挥霍等，涉嫌集资诈骗共计近3.9亿元。吴英做无罪辩护。辩方认为，吴英的11名借款对象均是其亲朋好友，并非社会公众，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；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，用于购买个人用品极少，不存在肆意挥霍；没有以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集资，也没有虚假宣传。2009年12月，金华市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，一审判处其死刑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。吴英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案件引发的是对民企经营环境、民间金融秩序、融资与诈骗界限的讨论。众多经济学家、法学家、社会舆论都对一审的粗暴判决表示了重大关切。
张维迎说，此案判处死刑是改革的倒退，意味着融资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。
公诉人称：“吴英案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，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。”
11人，3.9亿，死刑。当年没有互联网金融，时代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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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下行+融资收紧的组合下，股市也是悲催的。
2011年大盘从3000点开始经历了一个泥沙俱下的熊市，2012年还是没有抵抗，在春节过后从2478点继续一路下挫。
6月份出现了神奇的一天，上证指数跳空破位，硬生生把自己跌成了敏感词。
你们一定能想到，这样的巧合能跌出多少段子来。
==6==
2012年下半年，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开始扩大。9月18日，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反日爱国集体活动。
历史告诉我们，在那些崇高宏大的名义下，总有一部分人在发泄着自己的不如意和私欲。
于是在西安，令人遗憾和心痛的事件展现在了全国民众的眼前。
经历了连跌一年半的股市，身处一个可能刚开始的衰退周期，如今又看到这种事件，冷眼旁观的投资精英们心中会怎么想？
恐惧、担忧、失望，过后是深深的无力感和厌弃感。
经济周期不利时，人们往往容易对更下面一层的东西产生动摇。刚要过完2018的我们，对这种感觉应该不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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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10月，举世瞩目的十八大召开前夕，柳传志接受了《财经》的专访。
在访谈里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：
（1）企业家是软弱的，只希望国家安定好好赚钱。
（2）环境好的时候把事业做大，环境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；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，不会去逆潮流成为改革中坚力量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他是不会摇摆的。
（3）希望改革，反对暴力革命。
这样的价值观正确与否，并不是今天要讨论的。专访选择这些话题才是值得玩味的。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财经界和企业家在关注什么，焦虑什么。
但是我打赌，同样的话放在今天，柳传志不敢再说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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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那会还没有国家队，因此即便是大会召开也并不能阻挡上证指数的一路下滑。
11月底，上证指数正式跌破2000点，重见1时代。
破2000点的那天，大家都纷纷在截屏保存，见证这一刻。
据我的观察，人在长时间的痛苦和麻木后，会产生一种抽离感，仿佛眼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无关，进而以一种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身上的遭遇：“我偏要看看这出戏能惨到什么程度”。有时甚至在悲愤中会夹杂出一些荒诞的喜感。
我们在文学作品里也能看到这种“怒极反笑”，可能这是人类遭遇不幸时，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这种情绪A股选手们在2008年体会过，2012年体会过，2018年又一次体会到。
2012年12月初，上证指数最低摸到1949点。A股的著名股评家认为：1900不是底，1800不是底，1700是不是底不好说。
此话说完后的两个月，市场反弹回了2400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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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岁末年初，微博上最后一个公共话题，是南方周末元旦致词事件。
从1997年起，每年南方周末都会在元旦致词中，表达他们作为媒体的价值观以及对国家的关切。每年的这篇致词也都会受到舆论的重点关注。
2013年刊登的这篇文章叫作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》，此文刊登出来后读者哗然，原因是明显前后不搭漏洞百出，好比一个人话说了一半被打掉了满口牙齿，在那嗯嗯啊啊听不懂说什么。
此时南周里面传出一种声音说，原文不是这样的，由于尺度很大被强行改动，才会有现在这篇文章。然后微博哗然，众人声讨，一时之间僵掉，谁都下不来台。
事情的最后，以南方周末道歉随便找人背锅结束，不了了之。
友刊出来踩上一脚说：“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角色”。
这个经常胡说八道的友刊，这句话还是说对了。
这也是我最后一年关注南方周末。
九、
股市遭受重创，楼市出现压力，经济环境不好，网上看到的糟心事越来越多，中国还有没有前途，如果药丸到底是现金为王黄金为王还是美金为王……
当你深陷这些问题时，另外几亿人也在经历着同样的问题：2012年微博的月活也就1亿人左右，2018年微信的月活是10亿人。
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哪里都是坏消息，去到哪里跟人交流都是悲观。
你认识的高中同学、民企老板、地方官员，平时看的也是那批公众号。他们会和你在同样的百万+爆款文中唏嘘叹息，感叹一个时代的大门正在缓缓关上（或是打开）。
那些对政治的观感和对国运的担忧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的。
有些东西应该要改伐？要改的。
但其实深层次问题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投资者选择去聚焦关注这些问题的时点具有周期性，而这个周期可能是跟随经济周期或赚钱效应的，是内生于价格趋势的滞后指标。
用大白话说就是，能赚钱的时候没人关心这些，亏钱了则开始臆想自己在祖先土地上流浪，作悲天悯人状。
穿越一遍2012年后，一定程度上大家已经可以对当时的情绪有所代入了，你能感受到2012年是多么令人沮丧和悲观的一年。但所有这些情绪加在一起，都不妨碍此后的三年创业板指数涨了七倍，上海内环的房价从4万涨到8万，中国的人均GDP从6千美元涨到9千美元。
我们不算命，只是为了陈述这么一个事实：
如果你身处2012年，你可以很好地利用公众情绪的至暗时刻。
如果学不会利用，至少先学会摆脱公众情绪的影响。
（本文完）
p.s
当年转发和关注的那些微博，其中一半以上已经被删了。所以今天只能摘一些还能看到的，以及我认为在尺度之内的微博。
N-4层的东西，大家就心照不宣了。